大皇帝北伐匈奴第一站有多少人（汉武帝调集30万大军伏击匈奴的马邑之谋）

本期话题

马邑之谋是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为此他准备了一年有余，征调了30万大军，结果却让人相当失望，汉军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匈奴人的毛都没摸到。

《史记》说，战役的失败是因为匈奴从武州尉史的嘴里提前撬出了汉军的作战计划，导致匈奴及时撤退。但汉军失败的原因真就这么简单吗？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韩安国领衔群臣否决王恢对匈奴开战的提议，展示了汉廷中主和派大臣的强势，甚至连孝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对他们做出暂时的妥协。既然有人反对，就得想办法创造条件去说服他们。正巧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聂翁壹的边民通过王恢向孝武帝献计：

“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

——《史记·韩长孺列传》

于是孝武帝便秘密指派聂翁壹为间谍，渗透进匈奴内部，设法取得军臣单于的信任。聂翁壹诓骗单于说自己能潜入马邑，斩其令丞，与匈奴里应外合，洗劫城中财物。军臣单于对此表示了首肯。当聂翁壹把这个消息传回汉朝，辛苦经营了一年的孝武帝终于找到匈奴人背弃和亲的“铁证”。

于是乎，他不再掩饰自己渴望对匈开战的态度，向朝廷公卿发下明诏说：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书·武帝纪》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对马邑之谋从酝酿到出台的全过程，班固在《汉书》中做出了与上文不同的描述。班固认为上面这份征询羣臣意见的明诏，其颁布时间在聂翁壹潜入匈奴之前。换言之，一收到聂翁壹的献策，武帝便先诏公卿举行了廷议。廷议上，因为王恢的主战意见压倒了主和派的韩安国，聂翁壹才得以间谍的身份潜入匈奴。

但是这个事件叙述，我私意以为是靠不住的，它有这样几个疑点：

其一，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明确记载，孝武帝即位之初，“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班固撰写《汉书·匈奴传》的时候将这段文字原样誊入，说明他也认同下述事实：建元年间，汉、匈邦交藉由和亲而更趋融洽，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边境冲突。

可孝武帝在本次明诏中却说“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除开军臣单于有意入侵马邑这件事儿，史籍中再找不到所谓“侵盗”还能指向别的什么事件。既然明诏中公开谴责了匈奴的“罪行”，那孝武帝必然已经得到了匈奴即将南下马邑的准确情报，而这个情报只能是由间谍聂翁壹传回的，据此推论，聂翁壹潜入匈奴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廷议诏书的颁布。

其二，聂翁壹作为间谍潜入匈奴，他所肩负的使命是要诓骗军臣单于起兵南下。但诓骗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从《汉书·韩安国传》的记载看，马邑之谋前的那次廷议中，韩安国和王恢两人的争论已不再停留于匈奴南下的可能性，而是径直深入到了具体的战术细节。韩安国极力反对的是汉军长驱北上，深入敌境。他说：

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

——《汉书·韩安国传》

对此，王恢的反驳是，此次战役无须长驱深入，我们只要在家门口打一场伏击就好了：

“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汉书·韩安国传》

正是“内线伏击战”这个战术要点让王恢成功地压制了韩安国的反战意见。可廷议要是发生在聂翁壹潜入匈奴之前，那军臣单于来与不来都还在未定之天，王恢又凭什么把伏击说得这么言之凿凿呢？

其三，司马迁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说，军臣单于最终同意聂翁壹的提议，决定南下，是因为“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一个从南边逃来的外国人要博取匈奴单于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在初来乍到之时便让单于产生爱信之感。

而从记载上看，聂翁壹向孝武帝建言献策，事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马邑之谋是在一年以后也就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才发生的。也就是说聂翁壹为了取信于军臣单于，大致努力了一年之久。可班固的描述却是：

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

——《汉书·韩安国传》

似乎聂翁壹甫一到来，就说动了单于南侵，这可能吗？

其四，为了确保聂翁壹诱骗军臣单于的间谍计划有更高的成功率，对他的派遣是秘密进行的，《史记》所谓“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者是也。如果在聂翁壹出发前，整个计划就已经在廷议中公开讨论过了，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另外，韩安国在廷议时说“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可见廷议当时，韩安国仍以为孝武帝的计划是要派遣军队深入敌境，至于别的作战方案，他明说自己并不知情。这更证明了孝武帝和王恢派遣间谍聂翁壹渗入匈奴是背着朝廷公卿进行的暗箱操作。其主要目的除了诱骗匈奴主力南下以外，也是要设法通过间谍拿到匈奴首先破坏和亲的“罪证”。

等“罪证”到手，韩安国再次在廷议上反对开战的时候，王恢就把它当做一张王牌打了出来：是匈奴首先违背和亲之约，起了偷袭马邑的歹念！这对韩安国等主和派大臣们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他们只能表示屈服。这样一来，马邑之谋的作战计划便顺利地摆上了孝武帝的龙案。

虽然马邑之谋经过了这许多艰难曲折，最终成形了，但从这份作战计划的内容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孝武帝与主和派大臣的相互妥协——在皇帝废止和亲、心意已决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地避免外线决战，而把战场设定在汉朝境内，已是主和派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战争风险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在战役开启的时候，主和派的领袖、御史大夫韩安国将以监军（即护军将军）的身份亲临战场。

在孝武帝40余年征伐匈奴的历史上，由外朝重臣参与战役指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但韩安国这一次来，很可能不是为了力挺孝武帝，而是怀抱狐疑，想亲眼瞧瞧皇帝究竟能在马邑取得多大战果——外朝重臣对征伐匈奴的战略决策始终心怀抵触似乎是此后孝武帝将一直面临的尴尬，不但现任御史大夫韩安国，公元前124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也同样是孝武帝对外扩张政策的坚决反对者——顶着主和派的巨大压力开战，孝武帝本来指望王恢等四路汉军能在马邑给他长长脸，结果却让他颜面扫地。

战役失败后，恼羞成怒的孝武帝将罪责统统归结到了王恢的身上。他说：

“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史记·韩长孺列传》

王恢的确是马邑之谋最初的策划者，可是他在本次战役行动中担负的具体任务是：一旦开战后匈奴主力被汉军滞留在马邑，王恢将从邻近的代郡出兵，截取匈奴的后路辎重。这个沙盘上的战役推演最终没能转化为战场上的实际形势。

实际的战场形势是：匈奴军臣单于率军挺进到距离马邑百里之外的地方就起了疑心，因为他的军队沿途掳掠，只见到遍野的牲畜，却没有看到哪怕一个放牧的百姓。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匈奴人攻下了一座汉朝的烽火台，俘虏了武州尉史，从他嘴里撬出了汉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大吃一惊的军臣单于赶紧北撤，迅速脱离了汉军的伏击圈。

埋伏在马邑周围的汉军主力根本没能和匈奴人交上手，孝武帝该不会不知道，以王恢属下的区区3万偏师径去拦截全身而退的十几万匈奴骑兵将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仍将按兵不动斥为王恢的罪过。

这与其说是孝武帝对战争的想象太过天真，毋宁说是强大的压力催生出了他的一丝侥幸心理——战果能有一点儿就算一点儿。王恢要是一无所获，皇帝就得向天下人谢罪了！“谢天下”是一句多么沉重的话啊，想当年，孝武帝刘彻的父亲孝景帝刘启也曾迫不得已做出了类似的表态：

“顾诚如何，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史记·吴王濞列传》

公元前154年，在窦婴、袁盎等功臣武将的强势逼迫下，急于平定七国之乱的孝景帝无奈地抛弃了主持削藩的晁错，以智囊的那颗人头向功臣武将们谢罪。而如今，孝武帝也走到了与父亲同样尴尬的地步：匈奴全身而退，不杀了王恢，怎么向反对开战的主和派大臣交代呢？

从根本上说，马邑之谋的失败并不是武州尉史的偶然被俘所导致的，这段战史让我想起了二战名将埃尔文·曼斯坦因的一句名言：在这个时代还抄袭前人的老文章，那只能是我们的悲哀！

曼斯坦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要讽刺的是制定1940年对法作战计划的德军统帅部的参谋们。他们向纳粹元首希特勒提交的几份作战计划无一例外都是一战时期德军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的冷饭热炒。一再遭遇希特勒的否决之后，曼斯坦因的“镰刀闪击计划”出炉了，他也因此一战扬名。

马邑之谋同样是一盘冷饭热炒，它所抄袭的乃是战国名将李牧的一篇“老文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

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个世纪以前，名将李牧的确曾用诱敌深入的战法一举击破匈奴主力，从根本上缓解了赵国的边患。但李牧和他的军队长期在北方与匈奴人作战，他们的战斗经验以及对匈奴战术战法的熟悉都是马邑下的参战汉军所无法比拟的。

汉军以马邑为饵，放出遍野的牛羊，但撤走了所有的牧民，而李牧却能以数千人委之匈奴，弃而不顾，仅仅这一个战术细节的区别已经暴露了汉军与赵军在作战经验上的明显差距。

不但经验不足，汉军兵力结构的缺陷也同样刺眼。为了这一次的马邑之谋，汉朝集结的总兵力超过了30万，分别由四位将军统领：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

——《史记·韩长孺列传》

我们不妨以四位将军的名号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指挥具体都是些什么部队：名将李广此时的职务是卫尉，卫尉所指挥的应该是汉朝精锐的北军（也就是中央军），而他顶着“骁骑将军”的名号出征，说明这支军队当是以机动能力很强的骑兵为主。与匈奴交战，骑兵是战斗力的核心与关键，但李广的这支骑兵很可能就是汉军所有参战部队中唯一的一支骑兵部队了。

公孙贺号“轻车将军”，麾下应多车兵，而“材官将军”李息则应该是一支步兵军团的指挥官。至于战役的策划者王恢，因为他曾久在边疆任职，熟知边务，因此所能征调参战的边防军就交给他来指挥——所谓“将屯”，也就是武力戍边之士的意思（至于其中有无骑兵则不可知。但即便有，因为王恢的总兵力只有3万，也很难明显提升骑兵在汉军总兵力中的占比）。

不难看出，骑兵在汉军此次参战部队中的比例较低，这也很可能是汉军选择诱敌深入战的一个不得已的原因——骑兵不足导致汉军的机动能力不如匈奴军队，因此对汉军来说在大漠草原上马颈相交地打一场野战当然不如定点伏击的胜算大。

汉军不但骑兵偏少，在作战计划中也没有突出骑兵的战术作用。李广指挥的这支骑兵部队被要求同李息的步军和王恢的边防军配合行动。步、骑配合会拖累骑兵部队的机动速度，而王恢的边防军与李广的中央军出自不同的系统，能否在战场上熟练的相互配合也同样很成问题。

这跟1940年纳粹德国闪击法兰西的战争中法军所犯的错误是类似的：那次战争中法军的坦克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输于德军，但将坦克分散与步兵配合作战的落后战术却使得法军在德军装甲师的突击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因此即便马邑之谋的作战计划没有提前泄露给对方，汉军在战场上与匈奴军队交上了火，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战果，恐怕也很难做出太乐观的估计。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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